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為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為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是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土考據頗為確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記，二者將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西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慚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澤之間，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為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為清風，化為冷灰。至于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征，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于后世，豈不可嘆也哉！

　　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祥，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于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于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志紀載出于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

　　余員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為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戴名世是位史學家，他很得了司馬遷《史記》筆法中那種神氣逸韻的影響，他的文章結構既嚴謹，而行文又富于變化，莫窺行止，意蘊深遠，即使在書信中也一樣。

　　這篇散文開篇先交代作書目的，是要余生約僧人犁支來核實桂王政權的一些史料，卻以自己無緣相見說起。犁支原是永歷帝時的宦官，曾與人言及在桂王身邊時的一些見聞，作者立即載筆以往，卻未得見面，只好請余生記錄下這些回憶并寄給自己，以之與多方訪求才購得的《滇黔紀聞》一書對照比較，發現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寫了這封信。文字雖不多，卻將有關過程寫得層次迭轉而又清晰如畫。

　　文章的第二段，闡敘編寫南明史的意義。戴名世所處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經大致穩固了它的統治，而同時又依舊嚴酷鎮壓漢族人民反清活動的時期，是否承認南明歷史，實質上是否承認清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問題。作者認為南明政權的歷史意義并不低于蜀漢和崖州的南宋政權。但由于嚴酷的文字禁錮，除山野遺民中可能會留下一些極簡略的記載外，載于文字的史料實在太少，且又散于遺民隱士中極難尋得，何況這有限的載記還未能刊刻成書，乏于流傳，“不久而已蕩為清風，化為冷灰”。隨著堅持抗清的遺民舊臣相繼而亡，南明政權的史實也必將很快湮沒無聞，“豈不可嘆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寫搜集南明史料的種種艱難及自己的抱負。他公然稱明祚為三百年，感嘆“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已有的一些記載明史的書又“缺略不詳，毀譽失實”。有感于世無司馬遷、班固那樣的史學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窮困潦倒，根本無力來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書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說記載南明歷史的史書了。翰林院雖曾廣購舊書，但慮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長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際史實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這種情況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實在是難乎其難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書的主旨上來，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與決心，強調自己游歷少、聞見寡、交游不廣，于修史極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來“面議其事”，情辭懇切，委婉動人。又回護照應了前文，包裹得十分嚴密。

　　文章層層推進，環環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圓合，顯得極有法度。這些特點也影響及于語言表達，如第一段敘兩份史料的異同，笫二段敘修明史的意義，第三段敘面臨的種種困難，都層次迭轉、條理清晰又簡潔明了、氣韻生動，極富節奏感。更加善用曲筆，如“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如“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而其書未出”；如“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語，極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獄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