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余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后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于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圣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圣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后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余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圣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了“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這里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郁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系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郁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后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窮困郁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于文學創作本源論的系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么？這三說都是聚焦于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后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