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最多竹，樊圃棋錯。包籜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鐮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于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文章從題前落筆，先寫洛竹之利，養竹之艱，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簡意賅，生動而具體地展現了洛陽竹林既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又有極高的觀賞價值。這就為“戕竹”——一場災難的到來，作了有力的鋪墊和反襯。

　　第二段正面寫“戕竹”。先點時間：“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著就寫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長而短，由散而整，用辭斬截，音節急促，將“戕竹”的來勢之猛，行動之快，渲染得令人難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來頭，原來是“守都”有令。如此層層邀功，個個賣力，不幾天，“樊圃棋錯”的竹林，便變成處處“地榛園禿”。而百姓卻沒有一絲吝惜之情流露于顏面，確實耐人尋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現百姓的可憐、可悲，因為他們不僅在物質上作了慘重而無益的犧牲，而且在感情上還遭到一番極大的欺騙和愚弄，則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嗇色少見于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實在是意味深長的一筆。

　　作者寫過“戕竹”之后，引古證今，加以議論，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節。首先指出“伐山林，納材葦”的目的是“以經于用”。在這個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謂之畔廢”，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時間采伐聚斂，則“謂之暴殄”，更何況不“經于用”呢！宋朝疆域遼闊，年年賦斂之物積聚甚多，而仁宗亦無大建宮室園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長期積壓的各種材料，無不聽其朽爛。但是盡管如此，只要有一點意外情況，還是一不問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問時間是否合適，便打著“與公上急病”的旗號，層層加碼，斂取無度，“不竭不止”，結果所取又超過所需，自然又是堆積腐爛。“《書》不云”兩句，以正面的教誨之詞，婉轉而尖銳地批評了上述行為，恰恰是以“無益”于民之舉（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無“節用愛人”之心顯而易見。由記事而評論，最后上升到為官之道。至此，事已記過，理也說透，文章似乎可以結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發——“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奇峰突起，境界大開。原來“戕竹”一事，只不過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鏡子。大千世界，古往今來，還有無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點睛結穴，戛然而止，是所謂實處還虛。

　　文章在藝術手法上采用了前敘后議的方式，前兩段鋪敘，筆力簡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與第二段的丑的對照，則后一段議論，筆鋒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現出美被丑破壞的痛心，從而濫砍濫伐竹子乃至推而廣之的一系列害民之舉皆令世人共討之。作者雖然在議論時顧及到最高統治者，但言辭之中柔中有剛，諫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過一番敘述與議論，則十分具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經典《尚書》中的有關議論來增強自己文章的說服力，也是很有見地的。因為他的文章是給當朝皇帝和權貴們看的，作為當時地位卑微的作者來說，恐怕人微言輕，不若搬出祖訓來，以使自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這也正是作者的聰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