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發生春為宗，盛德在木斗建東。

東方歲星大明宮，南山喜氣搖晴空。

望云五等舞萬玉，獻壽一聲出千峰。

文昌隨彩禮樂正，太平下直旌旗紅。

師曠應律調黃鐘，王良運策調時龍。

玄冥無事歸朔土，青帝放身入朱宮。

九韶九變五聲里，四方四友一身中。

天何言哉樂無窮，廣成彭祖為三公。

野臣潛隨擊壤老，日下鼓腹歌可封。

　　君主朝堂上會見百官，稱之為臨朝視事，百官朝見皇帝，向皇帝奏事稱之為上朝。上朝對于百官來說，是他們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當長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時候，大明宮里的鐘聲就響徹長安上空了，鐘聲告訴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們，朝見皇帝的時候到了。待到百官趕到蓬萊宮，鐘聲仍然響徹云霄。宮殿的大門雖已開啟，又依稀聽見宮里“雞人“報曉的聲音，說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與百官們相會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詩中也有說以“鼓聲“為號令的。李賀《官街鼓》詩中說:“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書》:“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撾，辨色而止。”其制蓋始于馬周。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周上書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以備竊盜，時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見置于街坊的鼓，當日暮、凌晨時敲響，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盜賊，也兼有報時的作用，以啟坊門。原與百官上朝無關，但百官可以據鼓聲判斷時辰，所以唐詩中寫到早朝的詩，多寫鐘聲，也有鐘鼓一齊寫到的。

　　“官街鼓“凌晨“五更二點“敲起，相當于今日的早上五時左右。古代天子講究“勤政“，所謂謂“夙興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們當然更要早起，因為他們散居于長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宮殿還有相當遠的一段路程。《明皇雜錄》:“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是曉色朦朧中百官上朝的真實寫照。

　　唐時帝王每日都要臨朝視事。《唐會要》引《儀制令》:“諸在京文武官員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參。“《唐會要》又載:“貞觀十三年十月三日，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幾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擁滯眾務，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謂之“常朝“，是漢以來留下的遺制，唐代帝王大都是嚴格遵守的，房玄齡的“天下太平，萬幾事簡“，要求太宗改為三日一臨朝視事，幾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高宗即位于貞觀二十三年六月)，為表示勤政，即恢復舊制。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永為常式。““受朝。即受朝賀，是在朔望日(每月初與每月中)皇帝會見在京所有官員規模更大、儀式更隆重的活動;“視事“即“每日常參“、“每日常坐“，是皇帝會見五品以上“常參官“的日常事務。高宗即位始兩年，即廢務荒政，自壞體例，改“每日常參“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顯慶二年(657年)三月，長孫無忌又奏請“隔日視事“;武則天時，敕“每十日一朝“，受到左臺侍御史盧懷慎的批評。自玄宗以后，皇帝的“每日常坐“，雖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維持“每日常坐“的舊制。興慶宮里有勤政務本樓，即有以勤于政事、勵精圖治自勉的意思在內。不過，到玄宗晚年，亦漸廢務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長恨歌》里批評他在寵楊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常參官之數，大約不下數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畢，即要匆匆趕往皇帝臨朝之處，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況“輟朝“時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員們的大事。一方面這是官員們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員們深感榮耀之事。每日面見君王，與聞或參與處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種個人價值所在。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遲到，處罰也是很嚴厲的。唐政府規定:“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俸“;“文武常參官或有晚入(即遲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儀，委御史臺錄名，牒所由，奪一月俸;經三度以上者，彈奏。”

　　唐詩中寫及早朝的詩格外多，本詩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