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會破壞很多東西，而它首先破壞的是軍人自身的家庭生活。軍人尚未走到戰場，他們的妻子已經被拋置在孤獨與恐懼中了。她們的懷念不是一般的懷念，那永遠是充滿不安和憂慮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來，幾乎成為她們生活中唯一有意義的內容。

　　然而戰爭又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場正在進行的戰爭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評判為“正義”，從事這場戰爭的群體和它的領導者，總是要勉勵群體中的成員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犧牲。國家給軍人以榮譽，使他們認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犧牲是值得的；這榮譽也會影響他們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們認為家庭生活的破壞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因此，寫妻子懷念從軍的丈夫的詩篇，通常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為丈夫而驕傲——這驕傲來自國家、來自群體的獎勉；思念丈夫并為之擔憂——這種情緒來自個人的內心。《衛風·伯兮》就是典型的這種詩篇。

　　詩一開篇，寫一個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間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這里轉用為妻子對丈夫的稱呼，口氣中帶著親切感。這位丈夫值得驕傲的地方在于：一則他長得英武偉岸，是一國中的豪杰，同時也因為他非常勇敢，充當了君王的先鋒（由此看“伯”身份，當是貴族階層中的武士）。而驕傲的來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點上。假如“伯”雖然長得高大英武，在戰爭發生時卻畏縮不前，妻子就沒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實，一般人所知道的光榮，也就是社會所認定的光榮，個人在這方面是沒有多少獨立判斷的能力的。

　　轉入第二章，寫自從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頭發——女性身體最富裝飾性的部分——零亂得像一蓬草。這是以對女性的美麗的暫時性的毀壞，表明她對異性的封閉，也即表明她對丈夫的忠貞。不過，作為軍人的妻子，這種舉動還有進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婦女是不能上戰場的，因此妻子對從軍的丈夫的忠貞，實也是間接表現了對于國家的忠貞——這就不僅是個人行為，也是群體——國家的要求。假定一個軍人在前方冒著生命危險打仗，他的妻子卻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東家串西家，哪怕并無不軌之舉，他也不能夠安心。這不僅對于家庭是危險的，對于國家也有極大的不利。所以，社會尤其需要鼓勵軍人的妻子對其丈夫表現徹底的忠貞。此詩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婦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擬寫），這樣寫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來杜甫的《新婚別》寫一位新娘對從軍的丈夫表示“羅襦不復施”，還要“當君洗紅妝”，好讓他安心上戰場，與此篇可謂一脈相承。

　　然而，盡管詩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義”，她對自己的丈夫能“為王前驅”很感驕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給她帶來巨大的痛苦。對于古代婦女來說，生活的全部內容、幸福的唯一來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壞了，她們的人生也就被徹底破壞了。而等待從軍的丈夫，這與一般的別離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憂懼。潘岳《寡婦賦》用此詩為典故，有云：“彼詩人之攸嘆兮，徒愿言而心疼……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詩中未從正面寫出，而又確實隱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終不能歸來的憂懼。這一點是理解第三、四兩章所描寫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與難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礎。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夠“忘憂”，因為這“憂”已經使她不堪負擔了。

　　詩必須有真實的感情，否則不能打動人；但詩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盡情抒發的，它常常受到社會觀念的制約。拿《衛風·伯兮》來說，如果一味寫那位妻子為丈夫的報效國家而自豪，那會讓人覺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過來，如果一味寫妻子對丈夫的盼待，乃至發展到對戰爭的厭惡（這在事實上絕非不可能），卻又不符合當時社會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為這個樣子：對親人的強烈感情經過責任感的梳理而變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與哀愁，但并沒有激烈的怨憤。

　　在藝術構思上，全詩采用賦法，邊敘事，邊抒情。緊扣一個“思”字，思婦先由夸夫轉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無心梳妝到因思夫而頭痛，進而再由頭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從而呈現出一種抑揚頓挫的跌宕之勢。描述步步細致，感情層層加深，情節層層推展，主人公的內心沖突以及沖突的輾轉遞升，既脈絡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邏輯，使人物形象具有飽滿的精神內涵。同時，詩情奇崛不平，充滿辯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