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岳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云，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愿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云鄉，手抉云漢分天章，天孫為織云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抵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發下大荒。”

　　碑文高度頌揚了韓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績，并具體描述了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懷念之情。碑文寫得感情澎湃，氣勢磅礴，被人譽為“宋人集中無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韓愈）而上之”（《蘇長公合作》引錢東湖語）。黃震甚至說：“《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三蘇文范》引）

　　起筆兩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劈空而來，突兀高亢，豪邁警策，一下子就將讀者的心緊緊抓住。作者并沒有急于要說出具體是誰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遠的影響，而是繼續泛論這種偉人的作用，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接著又舉出申侯、呂侯是岳神降生，傅說死后變為列星的古代傳說來說明這類偉人降生到這世上來是有目的的，從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為。這就為下文論述浩然之氣作了充分的鋪墊，蓄足了氣勢。于是，文章順勢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并說明這種氣無所不在，“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接著，連用三組排比句，從所遇對象的反應、此氣存在的條件和此氣存在的方式這三個方面來具體予以描述、評論。“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這組排比句是說，突然遇上這種浩然之氣，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貴、富、智、勇、辯，可見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這一設問句，引出對此氣存在條件的評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實際上是強調此氣乃無條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間。正是因為它無條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間，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變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以上三組排比句，如江海橫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勢不可擋。而為了疏蕩其氣，使文章形成頓挫，在一組和二組之間，用一設問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轉換；在二組和三組之間，用一因果連詞“故”，表示上下層之間的因果關系。三層寫完，又用“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予以歸納小結，使其開合有序，奔放中現出嚴謹。這一段對于浩然正氣的描述、評論，雖帶有相當的夸張和較濃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氣并非虛無飄渺的東西，而是確實存在著的，這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正義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響極為深遠，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將其寫入著名的愛國詩篇《正氣歌》中，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它在今后還將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對于浩然正氣作了充分的描述、評論，韓愈的高大形象已隱隱出現，于是二段順勢轉入評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強調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之后，不僅統一的政治局面不復存在，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體。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晉朝，又出現釋、道合一的玄學。因此，從儒家的立場來看，儒道喪失、異端并起的說法并非夸張。再看文風，魏、晉文章已開始駢偶化，到了南期，駢文占了絕對的優勢，講究平仄押韻，堆砌辭藻和典故，內容空虛，陳言泛濫，連反對過于駢偶化的劉勰在寫作《文心雕龍》時也依然采用駢文，可見其勢力之大，已積重難返。即使進入唐朝，在政治、經濟上出現了貞觀和開元盛世，并先后出現了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賢相，對于衰弊的文風，也無法改變。直到貞元、元和之際，“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用“談笑”“麾之”“靡然”等詞語來強調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號召力之強、聲勢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學史實際的。接著，碑文連用四個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以此從文、道、忠、勇四個方面來盛贊韓愈的道德文章和為人行事。一個分句一個方面，概括力極強，氣勢也極其充暢，因此這四個分句也成為整個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傳千古、膾炙人口。而韓愈在文、道、忠、勇這四個方面的表現，正體現了上文所寫的浩然正氣，所以蘇軾強調說：“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這樣，將一、二兩段完全挽合起來。至此，讀者才充分理解，原來碑文首段所放筆泛寫的浩然正氣，實際上是句句都在描寫韓愈。由此可見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轉換角度，另起爐灶，從論“天人之辨”人手。所謂“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為兩個方面的情況，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人干壞事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騙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騙小豬、小魚，因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著中心誠信，誠信到能感化小豬、小魚等微細之物，如能擴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獲得吉祥，因為誠信正應合著天剛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奪取天下，卻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婦之心，因為這也體現了天意。這些說法，在今天看來，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內，但也不是毫無合理的內核。比如將天意理解為公理和法律，還是可以講得通的。接著，碑文便從天意和人為的角度，連用排比句進行兩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云，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這兩相比照中，前項均屬天意，后項均屬人為。凡屬天意者，韓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屬人為者，韓愈全遭失敗。所以結論是：“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這樣論說，不僅能與上文論述浩然之氣的話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強調韓愈受到貶滴、遭遇誹謗、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為的結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這樣寫，不僅是為了歌頌韓愈的忠誠和正直，也寄寓著對韓愈在政治上屢遭陷害打擊的憤懣在內。

　　碑文第四段，重點描寫韓愈在潮州的政績以及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和懷念之情。由于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興辦教育事業，故“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由于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對于王滌倡議重建韓愈新廟之舉，“民歡趨之”。而當有人以韓愈生前在潮時間很短、對潮并不留戀為由認為在潮修建韓廟并無意義時，蘇軾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來比喻韓愈之神“無所往而不在也”，說明韓愈影響之廣大深遠，既極生動形象，又極具說服力。

　　碑文最后，為了進一步抒寫作者對于韓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開浪漫的想象，創作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歌。詩中想象韓愈是天仙下凡，“下與濁世掃秕糠”的；他的詩歌成就極高，可以“追逐李、杜參翱翔”；他忠誠耿直，敢于“作書詆佛譏君王”；他感動上蒼，“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因而當他離開天廷以后，上帝十分悲傷，仍然將他召回。詩的最后，寫作者獻上豐厚的祭品，虔誠地向他禱告，希望他能在人間稍作停留，但他卻翩然飛回天宮，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淚滂沱了。詩中通過這種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贊揚了韓愈的業績，天人共鑒，韓愈的精神，感天動地，從而表現一位古文運動完成者對于古文運動開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緊密呼應碑文首段對于浩然正氣的描述、評論，文心之深細嚴密，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綜上所述，這篇碑文將議論、描述、引征、對話、詩歌等熔鑄于一爐，高論卓識，雄健奔放，駢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貞所說：“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迭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選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詩文評論家洪邁，則將它與唐代許多著名作家所撰寫的韓愈碑、傳、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后眾說盡廢……騎龍白云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齋隨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