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世入道編輯 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舉入仕，任淮陰縣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開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撫州被元軍占領。宋亡之痛，籠罩著朱思本一家，長輩們抱著與新皇朝不合作的態度，堅決不仕元。長輩們厭世遁跡、薄視名利的處世心態，對年幼的朱思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年不滿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饒）龍虎山學道。龍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張天師起即據此山傳教。元平江南時，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應召入覲，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領江南道教。后其徒張留孫留大都，建崇真宮于兩京，專掌祠事，并被授為玄教宗師。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吳全節至大都，協助留孫處理教務。是時，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間，一直潛心學道，以其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在龍虎山的地位不斷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師張留孫命，離龍虎山去大都，成為留孫、全節的得力助手。這時，朱思本卻留下了這樣的詩句：“胡為舍此去，乃與塵俗縈，人生有行役，豈必皆蠅營。”（《貞一齋詩文稿·發山中》）看來他早就下決心，不做蠅營狗茍般的人，更無意去追求權勢。然而他卻利用這一機會，考察“山川風俗，民生休戚，時政得失，雨潮風雹，昆蟲鱗介之變，草木之異”①，在科學上做出一番事業來。

　　朱思本游歷考察各地先后達20年之久。這期間主要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大德三年（1299）離開龍虎山北上，“登會稽，泛洞庭，縱游荊、襄，流覽淮、泗，歷韓、魏、齊、魯之郊，結輒燕、趙，而京都實在焉”（《貞一齋詩文稿·輿地圖自序》）；第二階段，從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詔代祀名山大川時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這20 年間，除了在大都一段時間外，他的足跡遍及今華北、華東、中南地區，真可謂“跋涉數千里間”。

　　第一階段從龍虎山出發北上大都的過程中，這位久居深山、脫離群眾的道士，真正接觸到社會，對“人生休戚，時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間，江浙一帶經常遭遇大水，災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勝計。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災的悲慘情景，他在《廟山九日》中寫道：“良田沒巨浸，魚鱉為鮮食；壯健多流亡，老羸轉溝洫”；在《東吳行》中寫道：“今歲東吳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間陰氣凝，十旬風雨韜陽精。吳江浙水不復辨，仿佛蓬萊眼中見；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襲下，不知奪去了多少勞苦大眾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飄零”；“流尸日夜下，水氣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揚州一帶又發生旱、蝗等災和瘟疫。他在《廣陵行》中寫道：“去年春旱天無雷，種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萬里良田俱草萊。”“今春雨滑動犁鋤，忍饑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蟲蔽天起，所至草木無遺余。捕蝗作食已云惡，疫癘無端扇余瘧；死亡枕藉無人收，賴有王宮為掩骼。”

　　難能可貴的是，朱思本從江浙的大水和揚州的旱蝗中悟出了這是與封建官府的殘暴統治分不開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劇蝗螟”；在《南昌道中》寫道：“見說田家更憔悴，催科隨處吏成群。”他還巧妙地把“廟堂”與“縣胥里正”加以區別開來，以達到痛斥貪官污吏的目的：“廟堂賑濟頒良策，宣閫愛民心甚力；縣胥里正肆奸欺，遠者那能沾帝澤。”（《廣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災后，能否完成數以百萬計的海運糧，朱思本深表擔憂：“東南千萬斛，歲漕輸上國；今茲民力竭，何以繼供億。”（《廟山九日》）表達了詩人對元廷不顧民力衰竭、橫征暴斂的不滿。

　　大德十一年（1307），吳全節被授為玄教嗣師。作為吳全節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隨從吳全節祭祀五岳四瀆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鐵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奪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當時朱思本的詩作已在大都知識界中流傳，其才能李孟必有所聞。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拜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選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賞朱思本的才學，曾勸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謝絕了。許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記述了這段事跡，并加以評論說：“夫昔秋谷李公當國，一見本初，即勸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歿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燁燁可觀，不獨詩巖文而已。秋谷之長于觀人，當益信于世也。”可見朱思本“厭世溷濁”的心態始終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謝絕了李孟勸他返儒入仕之后，開始了長達10 年之久的考察活動。他周游各地，名義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時也負有中朝大夫“每囑以質諸藩府，博采群言，隨地為圖”的任務。這一任務正與他試圖重繪新圖以糾正前人地圖的錯誤的想法相合。經過10 年的努力，他終于繪成“長廣七尺”的《輿地圖》，后刻石于上清之三華院。可惜此圖已失傳，幸明代羅洪先所繪《廣輿圖》還保存了此圖的概貌。為了完成《輿地圖》這一艱巨任務，朱思本在實地考察、搜集資料、制圖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實地考察。他在《輿地圖自序》中說：每到一地，“往往訊遺黎，尋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實，驗諸滏陽、安陸石刻《禹跡圖》、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圖》”。他的考察是嚴格的科學實踐，首先是“訊”，即向當地父老鄉親詢問古跡、口碑；其次是“尋”，即尋找遺跡、遺址；三是“考”即考證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實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誤；五是“驗”，即根據自己的考核來驗古地圖所載是否相符。為了取得科學的結論，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為其同時代的文人虞集所稱道：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園學古錄》卷四六《貞一稿序》）

　　通過實地考察，對前人所作進行核對，他發現“前人所作，殊多乖謬”，因而進一步增強了他重新繪制地圖的決心，“思構為圖正之”。

　　二是廣泛吸收有關地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從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價值成果。在《自序》中他歷舉參考過的地理著作有《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等。當時正值《元一統志》編成。該書初由札馬魯丁、虞應龍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編成，后由孛蘭兮、岳鉉等據新編的《云南圖志》、《甘肅圖志》、《遼陽圖志》等增補，于大德七年（1303）成書，凡1300 卷。該志所引資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輿地勝記》和宋、元舊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和金元舊志，云、甘、遼則據新志。因此，《元一統志》是匯集當時地理學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國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隨地為圖”的任務，因而得以隨時“質諸藩府”，查看當地政府部門所藏地理資料和地方檔案、方志資料等，當然也可以利用剛剛新編成的《元一統志》。有了這些條件，《輿地圖》的繪制就具備了更充實的基礎。

　　朱思本不滿足于漢文資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數民族地理著作。例如，為了弄清黃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詳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譯藏文圖書中關于河源的記載，《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錄，自發源地火敦腦兒至漢地，有較細記載，是黃河上游所經之地的寶貴資料。據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譯家。為了編繪較精確的《輿地圖》，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遺余力的。

　　三是重振“計里畫方”的繪圖方法。我國地圖制作的畫方之法，始于魏晉。地理學家裴秀創造了“制圖六體”法：即“分率”（比例縮尺）、“準望”（方位）、“道里”（實際里數）、“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與實際里數的關系）。裴秀的《禹貢地域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書鈔》卷九六）。可知即以計里畫方繪制的。此法到唐貞元年間得到賈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輿地圖自序》中提到的《禹跡圖》，為偽齊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從圖中的唐代地名和繪圖情況來判斷，很可能是據賈耽《海內華夷圖》中的禹貢九州部分繪成的，所用的畫方繪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見計里畫方法并未中斷。朱思本在裴秀、賈耽的基礎上重振此繪圖法，所繪《輿地圖》比前代更為精細詳盡，圖畫上的山川湖泊、城鎮區域注記也大大增加，因此對計里畫方的精確度要求更高。這種計里畫方法經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兩代又開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入西方的繪圖法后，更科學的經緯度才開始逐漸代替計里畫方法。

　　朱思本形實可據，“靡不精到”編輯 明嘉靖年間地理學家羅洪先有志重繪天下輿圖，經過反復比較之后，發現朱思本《輿地圖》是他見到的地圖中最正確、最可靠的地圖，于是以朱圖為基礎，加以增補擴大，名為《廣輿圖》。他說：嘗遍觀天下圖籍，雖極詳盡，其疏密失準，遠近錯誤，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圖，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于數十。（《廣輿圖序》）霍冀在評價根據《輿地圖》擴大而成的《廣輿圖》時，特別強調了計里畫方的優越性：計里畫方者所以較遠量邇，經延緯袤，區別域聚，分拆疏數，河山繡錯，疆里井分，如鳥麗網而其目自張，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雖有沿革轉相易移，而犬牙所會，交統互制，天下之勢盡是矣！（《廣輿圖敘》）

　　朱思本對自己的《輿地圖》也作有實事求是的估價。他雖然周游了全國許多地方，但實際上也只是到今天的華北、華東、中南地區，在當時的條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東北、西南各邊遠地區。所以對自己考察過的地方，他滿有把握地說：“其間河山繡錯，城連徑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對自己沒有去過的“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番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遼絕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類，姑用闕如”。這種科學態度堪稱我國古代科學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離開大都到江西玉隆宮。這時吳全節已嗣為玄教大宗師。泰定年間，吳全節曾召朱思本去大都，顯然有意讓思本成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無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數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宮，在那里過著隱居生活。約于元順帝元統、至元年間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