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超法師，俗姓馮，范陽人(今北京一帶)也。祖、父世修儒道，家巨富。恒超秉承家風，自小攻讀詩書，15歲時已通《六經》，尤其擅長《風騷》。所作詩賦，辭調清新，遠近流傳。后來偶閱佛經，豁然開悟，接受了人生富貴如同泡影，唯有佛教可使人獲得解脫的道理，遂出家為僧。

　　恒超治學的特點是把儒、道的思想與佛教教義結合起來，特別重視氣節，鄙視名利，保持著淡泊超脫的胸襟。后梁龍德二年(922年)，他來到山東無棣縣。此地鄰接孔孟故鄉鄒魯，他感到很稱心，便留住本縣開元寺，在寺東北隅另創一院，弘講經論。一住20余年，宣講經、論各30多遍。他氣度嫻雅，舉止從容，為當地僧俗樹立了良好的榜樣。講說時慢聲細語，娓娓而談，用詞樸素，態度自然，從來不厲聲呵斥，也不故意夸張，結果反而深受道俗敬重，享有極高的威信。

歷任官職

　　歷任的州官，過往的使臣，敬慕恒超淵博的學問和高尚的人格，常常到寺里來拜訪。但恒超不愿與這些達官權貴周旋，總是讓侍童出面擋駕，推說講論正忙，無暇接待。這些貴人們吃了閉門羹，驚愕之余，都很惱怒。恒超卻毫不介意，始終堅持自己的處世準則。久則久之，受到冷遇的達官貴人們不得不佩服恒超的崇高氣節。

門生遍天下

　　齊魯之間的學者們也常常不遠數百里，登門商榷學問，有的甚至前來對恒超的學說提出詰難。對于這些人，恒超無論多忙，都要熱情接待，與之坦誠討論。來客們一睹恒超超凡脫俗的儀容，進而聽到他議論風生，參引子史，證以佛理，無不心悅誠服。恒超有時還用詩的形式解答求教者提出的問題。例如有人向他請教《因明》，恒超就答詩一首，辭新理妙，令人嘆服。

人物故事

　　恒超的學問日精，令名日著。有一位姓李的郡守，一向敬重恒超的高風，提出要向朝廷上表舉奏，請朝廷賜給恒超紫袈裟以示榮寵。原來，封建社會最重等級之分，連穿戴都要嚴格按照等級分別采用不同的顏色和形制。諸種顏色中明黃最尊貴，屬于皇帝專用；臣民則以紫色最貴，朱紅次之，緋紅又次之，降及平民只能服用白色，奴婢則必須服用皂色以明下賤。出家人脫離塵俗，四大皆空，六根清凈，本來可以不理睬尊卑貴賤這一套封建等級制度。但封建統治者偏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念推行到佛門中，方外釋子也無法超脫封建等級觀念，不但在出家五眾中劃分出嚴格的等級階梯，還對王公卿相的拖朱曳紫心向往之。于是，南北朝時已有皇帝贈給某些僧人將軍名號和封賜爵位的做法，到了唐代武則天時期，又有賜給寵僧紫袈裟的創舉。從此之后，那些身在空門，心慕榮利的勢利僧人，便夢寐以求，以獲得朝廷賜紫為莫大光榮。郡守李公便是在這樣的社會習俗背景下，出自一番好心，自告奮勇要為恒超謀得賜紫的榮譽。沒想到恒超完全不是那種趨炎附勢的俗僧。他視富貴若浮云，對名利避之唯恐不遠。聽到李太守的意圖后，他初爾驚愕，繼而哈哈大笑，提起筆來，寫了一首明志詩：

　　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

　　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

　　厭樹遮山色，憐窗向月明。

　　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

志向高遠

　　表達了為道獻身，功成身退的志向。恒超派人把詩送給李太守，李太守看了還不死心，又派人勸說恒超，要他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封賜。恒超矢志不移，決絕地說：“倘若再來啰嗦，我就只好避到盧龍塞外(今河北喜峰口以北地區)了！”聽了這話，李太守才作罷論。

　　宰相馮道是一位不顧國家興亡，只保自己高官厚祿的無行官僚。自后唐以來，國家已經一再易姓，而他高居相位不倒。人們鄙視他，他自己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聽說了恒超的大名，便來敘同宗，拉關系。恒超對替馮道送信來的使者說：“我是一位閑散之人，早舍父母，誓志修行。本意只想苦行苦修，往生彌勒凈土，沒料到名字浪傳到宰相耳中。請轉告宰相，我不敢沾宰相的光，塵世名利于我毫無用處。”弟子們怕開罪于權相，都勸恒超隨和一些，最少應在面子上與馮道應付應付。恒超難違眾情，不得已給馮道寫了回信。馮道得信，越發起勁，上表給后漢高祖劉知遠，替恒超求得了一件御賜紫袈裟。恒超接到皇帝送來的紫袈裟，不穿又不行，穿又違背自己私衷，自此悶悶不樂，一病不起，于后漢乾祐二年(949年)春二月卒于本院，時年73歲。

　　五代十國時期，干戈擾攘，人事浮沉，追名逐利者多，守操全節者少。恒超以一介僧人，卻能一心弘道，糞土王侯，砥礪氣節，終生不渝，為世人樹立了一個好榜樣。終致僧史垂名，警勵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