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關系

　　康熙離不開高士奇，如果僅僅理解為高士奇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別人無法替代，那是難以讓人信服的。其中肯定還有其他原由。

　　有一年，康熙南巡來到杭州靈隱寺，寺院住持見皇帝興致不錯，便率領僧眾跪在康熙面前，懇請他給靈隱寺題寫一塊匾額。康熙向來喜歡舞文弄墨，對僧眾的這種“強烈要求”，自然不會拒絕。可他那天真是太興奮了，手一揮，就將繁體“靈”字上部的“雨”字寫得過大，中間并排的三個“口”和下部的“巫”，簡直無從下筆。高士奇見狀，馬上明白康熙遇到了難處，于是趕忙在手掌上寫好“云林”二字，然后假裝上去磨墨，悄然攤開手掌，故意露給康熙看。康熙也就將錯就錯，寫下了“云林”二字。靈隱寺另有“云林寺”這一別名，就是這么來的。?

　　還有一次，康熙登臨泰山，與大學士明珠和高士奇一起站在一座偏殿的中央，康熙一時來了興致，就笑著問身邊這兩個親信大臣：“今兒咱們像什么？”明珠回答說：“三官菩薩。”高士奇馬上跪在康熙面前，高聲回奏說：“高明配天！”明珠聽了，既驚且慚，額頭上汗都嚇出來了。

　　家庭生活

　　高士奇生平事母至孝，居鄉謙和，約束家人從不馬虎。對后代子孫提出告誡： “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法度廢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 ” 故高氏子孫在平湖已傳十二世，均恪守祖訓，安貧樂道，奉公守法，無一貪卑之徒，無一犯法之男。

　　御史彈相

　　在高士奇的權勢發展到最為顯赫之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冬天，左都御史郭琇終于向他亮出了正義之劍，上疏將他彈劾回家。

　　郭琇手上掌握了高士奇與原任左都御史王洪緒等人結成死黨，內外呼應，招搖撞騙，大肆收受賄賂的大量犯罪事實。他于是精心準備了一篇彈劾文書，從四個方面詳細論證了高士奇的殺頭之罪。郭琇所寫的，不僅條條都有真憑實據，而且他揭發的主要問題，如高士奇的欺君滅法，背公行私，諂附大臣，攬事招權，都是古代皇帝對大臣最為猜忌的，康熙又豈能兩樣？郭琇抓住這幾個要害問題進行檢舉揭發，可以說完全摸準了皇帝的普遍心理，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疏文一上，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點狡辯，也堵死了康熙繼續保他的所有門路，無奈之下，康熙只能令高士奇“休致回籍”。?

　　藏書之家

　　高士奇藏書樓為“朗潤堂”、“巖耕草堂”、“江村草堂”等，分別收藏書畫、古籍、彝鼎，也喜搜羅地方文獻和詩文集。刻印圖書很多，如隋杜公瞻《編珠》2卷，宋周弼《唐三體詩》6卷、宋高鵬飛《林湖遺稿》1卷、清張英《淵鑒類函》450卷，目錄4卷、查為仁《絕妙好詞箋》7卷等10多種千余卷。收藏印記有“士奇”、“紅雨軒”、““生香樂意齋”、郎潤堂”、“蕭香齋”、“澹人”、“蔬香園”、“香齋”、“高氏巖耕草堂藏書之印”、“竹窗”、“高氏江村草堂珍藏書畫之印”等多枚。著述宏富，主要有《春秋地名考略》、《左傳紀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錄》、《扈從西巡日錄》、《宛西集》、《歸田集》、《城北集》等。

　　高士奇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精考證，勤著述。他的著作，收錄在《四庫全書》的就有《左傳紀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三體唐詩補注》等八部；收錄在《四庫存目》的就有《天祿識余》、《塞北小鈔》等五部。其他還有《讀書筆記》、《苑西集》、《經進文稿》等十數種著作。高士奇的這些著作，大致由三部分組成：一是詩文集，二是為康熙活動的記述，三是學術著作，可謂品種豐富，琳瑯滿目。其中學術著作又分為兩類，一為治春秋左傳之作，二為治唐詩之作。《四庫提要》對高士奇的學術著作評價較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書局曾出過《左傳紀事本末》點校本，可見它的學術價值得到了當代史家的認可。

　　高士奇還是一流的書畫鑒賞家和收藏家。清初的收藏大家，有“三家村”之說。所謂三家村，就是字號中都有一個“村”字的三位收藏家，梁清標字棠村，安岐號麓村，高士奇號江村。梁棠村和安麓村以藏品宏富精絕著稱，高江村尤以鑒賞水平高超而聞名，凡經其法眼鑒賞過的作品，聲價頓增十倍。這樣的本領，無不令人稱奇。?

　　高士奇的學問確實比較廣博；雖然不能稱之為大家，但確實夠得上雜家的稱號。康熙是一個興趣極為廣泛，求知欲特別旺盛的人，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讀書，且學習內容包羅萬象，十分廣泛，天文、地理、經學、詩文、歷史、數學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每樣也的確都下過一定功夫。

　　順治二年（1645年），高士奇出生于浙江紹興府余姚縣樟樹鄉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鎮高家村），祖上于北宋 “ 靖康之變” 時，自汴京（河南開封）南遷而至浙江慈溪。順治十八年（1661年）入籍錢塘（浙江杭州），補杭州府學生員。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隨父高古生北上游學京師。因父不久亡故，所以他以賣文以貼補生活。新歲為人作春帖子，自為句書之。康熙八年（1669年）進入太學，得以初次見到康熙帝，康熙帝非常喜歡他的理學文章，親自賜他會試資格，半個月之內高士奇二試都是第一，記名翰林院供奉。高士奇從此踏上仕途之路。

　　康熙十年（1671年）進入國子監，試后留翰林院辦事，供奉內廷，為康熙帝所器重。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帝東巡，高士奇隨駕。

　　康熙十四年（1675年），高士奇被授為為詹事府錄事。康熙十六年（1677年），高士奇被授為為中書舍人，入值內廷，康熙帝賜御書“忠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設置南書房來掌管票擬諭旨，以加強皇權。高士奇奉旨入南書房，康熙帝親賜“忠孝之家”印璽一方。賜居大內“苑西”。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開博學鴻詞科。高士奇中博學鴻詞科。康熙十九年（1680年），授高士奇為額外翰林院侍講。很快又授為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遷移為右庶子。官任詹事府少詹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復臺灣，山河一統。高士奇被授為執事日講官起居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南巡，赴曲阜孔廟祭孔，高士奇被遷移為右春坊右庶子，又轉為左春坊左庶子。升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并且隨駕南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高士奇被授為統制總裁，政治典訓副總裁。這幾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總勞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備具酒食坐待，偶話直廬事，則以清勤相勉。當進講《周易》時，高士奇深夜回到家中后，把第二天所講的內容探索了然，才敢入寢，而其夫人總相陪伴，不管寒暑都是這樣。這時期，康熙外巡，高士奇總相伴，先后巡訪松亭、塞北、盛京、烏拉、浙江等地。高士奇寫下了這樣的詩：“塞北松亭載筆頻，江南山左扈時巡，旨甘不缺慈幃奉，內顧無憂賴爾身。”這首詩，不僅反映了他與康熙的“載筆頻”，同時也對他夫人的歉意，“內顧無憂賴爾身”。但高士奇畢竟以康熙為重，當南巡江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夜讀到三更，高士奇說：“皇上過勞，應該愛惜身體啊。”康熙回答說：“朕自五歲開始讀書；堅持夜讀直到今日，仍舊樂此不疲！”足見君臣之親。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再次南巡，拜謁明孝陵。高士奇隨駕南巡。賜號“竹窗”，康熙帝御書“竹窗”二字賜予他。十月，高士奇辭官歸田，定居平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親征噶爾丹，高士奇在籍賦閑。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高士奇第一次在籍賦閑。康熙于四月十六日賜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參，爾所素知。只為前大病，后賴此藥復元氣。所以，使人到長白山覓得八九寸長五六兩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數斤，念爾江湖遠隔，苦楚頻躬，想是未必當年氣相也。故賜南方所無蜜餞人參一瓶，上好人參一斤，土木參二斤。爾當寬心自養，不必多慮。”七月，賜高士奇御扇一把，上有御制詩一首：“故人已久別三年，寄語封書白日邊；多病相鄰應有意，呤詩每念白云篇。”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設館纂修《明史》，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高士奇奉召二度進京，官復原職，仍入住大內。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爾丹二次南犯。高士奇在職修書。

　　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康熙御駕親征噶爾丹，高士奇隨駕征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御駕親征噶爾丹。高士奇以養母乞歸，特授詹事府詹事，尋擢禮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可是，康熙對親政后自認的并非兩榜出身的老師高士奇，卻總是那么情意綿綿，念念不忘，充滿著真摯的關愛呵護，是史所罕見的。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高士奇第二次在籍賦閑。賜御制詩一首：“廿年載筆近螭頭，心慕江湖難再留；忽憶當時論左國，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康熙賜高士奇“忠孝節義”的御篇一幅。同年， 康熙第四次南巡。 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莊接駕。康熙御書“竹窗”相賜。

　　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賜高士奇聯一對，上御書：“忠為表，孝為里；言有物，行有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擢升高士奇為禮部侍郎，高士奇以母老為由未上京赴任。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第五次南巡，高士奇奉召赴淮安接駕，隨康熙巡視江南。南巡后，高士奇又隨駕入京。第三次居寓于大內直廬。二月后回平，六月三十日在籍病故。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康熙諭祭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高士奇一道。遣浙江等處承先布政使加三級郎廷極為代天御祭的欽差。康熙親制悼詞，并御書悼聯：“勉學承先志，存誠報國思。”賜謚號文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