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對讀書人的道德要求，一般還是很高的。不過，如果一個人被視為名士，情形就變了，好像是有了某種行動的自由，別說出點格，就是荒唐一點，人們也以為當(dāng)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齊約好了似的，大抵都將“特權(quán)”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謂自古名士盡風(fēng)流是也。

　　不過，名士的風(fēng)流，往往是犧牲掉仕途前程換來的，也就是說，大凡一個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將入相，在政界官場一顯身手了。從這個角度說，做名士，往往意味著某種無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場蹭蹬，就是別的什么原因斷了上進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個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場案攪了進去，從此再也別想考試做官；當(dāng)然也有這樣的，人還沒有踏入仕途，就比較過火，文名與青樓薄幸之名一樣大，比如宋朝的柳永，當(dāng)然只好不再應(yīng)考，做“奉旨填詞的柳三變”則個。

　　晚清的王闿運，屬于仕途受到挫折，憤而化為名士的一個人。他很早就中了舉（26歲），踏入高級士人行列，雖然幾次會試不售，也屬正常，那個年月，科考聯(lián)捷的跟白烏鴉一樣的稀少。他的霉運在于才華早露，而且上達中樞，為咸豐皇帝的智囊肅順看上，收入帳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豐恰屬于那種氣性過小，又偏偏趕上多災(zāi)多難的皇帝，長毛沒有平，英法聯(lián)軍又打上門，兩下夾攻，一口氣沒上來，窩囊死了。咸豐一死，肅順一時大意，被葉赫那拉氏聯(lián)合咸豐的兄弟恭親王奕搞掉，跟著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運則從此被打上了“肅黨”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國就是這樣，跟錯人與站錯隊，對于文人來說，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著，王闿運站錯了隊，沒有搭上小命已經(jīng)屬于皇恩浩蕩了，要想出頭，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這個對頭命特長，活了又活，一直統(tǒng)治了四十多年。在這期間，王闿運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傳說他曾經(jīng)勸說過曾國藩自立為帝之外，基本上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

　　跟其他名士一樣，王闿運也有大量的風(fēng)流韻事。不過他的韻事無關(guān)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媽子有關(guān)。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沒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輩的文韻風(fēng)華，縱然八大胡同的頭牌蘇州小妞，也不過會點彈詞小曲罷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們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龔自珍的前鑒，為了一個顧太清丟官丟命，或者是清朝高門大戶，門禁過嚴(yán)，沒機會下手，反正王闿運在傳統(tǒng)名士施展風(fēng)流技能的兩個方面，都沒有任何成績，風(fēng)流都使在了身為傭婦的老媽子身上。

　　跟那個時代的紳士一樣，王闿運享過齊人之福，有妻有妾，不過都死得較早。喪偶的王闿運，沒有續(xù)弦或者再討個妾的意思，不過，此老雖然七老八十，卻每夜非有婦人侍寢不可，否則就難以入睡。王闿運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對青樓女子沒有興趣，侍寢的事，就只好由老媽子來承擔(dān)了。

　　王闿運的老媽子，最有名的是周媽。其實在周媽之前，也有過別人，可是自從周媽來了以后，“后宮”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運不僅睡非周媽不香，飯非周媽不飽，而且頭上的小辮子，非周媽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還扎上一個大紅的頭繩，進入民國之后，依然如此，成為湖南的一景。關(guān)鍵是，此老跟老媽子的事，從不避人，不僅在日記里寫（日記都是寫給人看的，王闿運自也不能免俗），而且雙入雙出，甚至當(dāng)著自己弟子的面親親熱熱。清朝完結(jié)，袁世凱做了大總統(tǒng)，請王闿運進北京做國史館的館長，王闿運偕周媽上路，途經(jīng)武漢，湖北督軍王占元請飯，周媽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們一臉尷尬。到京之后，袁大總統(tǒng)設(shè)宴招待，周媽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闿運的旁邊，席間，王闿運旁若無人，一個勁地把好菜往周媽碗里夾，連跟總統(tǒng)說話都有一搭無一搭的。

　　可是周媽也有麻煩，不僅她的兒子和兄弟老上門來要錢（不是應(yīng)得的傭金，而是額外的錢），而且她自己，有事沒事，總要弄出點動靜來。此婦雖然僅僅是個鄉(xiāng)下的中年寡婦，大字都不認(rèn)得一個，但天生對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無師自通地門清。

　　周媽的政治才能，在王闿運在家做名士、開門授徒的時候，不過展現(xiàn)在把持家政、操縱館務(wù)上，問題還不大，可是一旦王闿運進京做了官，主持一個機構(gòu)，事情就麻煩了。首先是在國史館的雜役人員的安排上，周媽要插手——要用自己家鄉(xiāng)的親戚。這倒也有情可原，照顧?quán)l(xiāng)親和族人，畢竟是國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會貼上來，要求利益均沾。周媽成了國史館館長大人的內(nèi)寵，雖然無名無分，但“出息”二字還是談得上的。

　　可是，糟糕的是，周媽的手越伸越長，有人見識了周媽跟王闿運的親密，也見識了周媽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運，用得到國史館，就走周媽的后門，結(jié)果害得原本還算本分的周媽，在京城大出風(fēng)頭，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據(jù)說還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運的親筆，上面六個大字：王氏侍傭周媽。雖說名頭不響，但管用。世面見得多了，膽子未免越來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運的名義，寫信替人求官，率眾大鬧妓院。鬧得京城上下，有點頭臉的所在，無人不知有個周媽。終于有一天，周媽納賄的事敗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氣，要周媽把吃進去的吐出來。開始，周媽還抵賴，想顧左右而言他混過去，后來實在賴不過去了，遂就地打滾，又哭又鬧，一如潑婦，弄得王大名士無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媽吃的賄賂吐不出來，周媽引進的人就退不出去。摸著了王闿運的軟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鬧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讓著她，周媽膽子還大了，最后，一個泱泱大國的國史館，居然是大字不識一個的周媽當(dāng)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運感到有點為難的時候，由他的學(xué)生楊度帶頭鬧起來的帝制風(fēng)潮，已經(jīng)有點成氣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遺老遺少錯會意，以為袁世凱這么鬧，是為了讓清帝復(fù)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亂叫，其中就有王闿運的學(xué)生宋育仁。為了不讓帝制運動亂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來，或者說被客客氣氣地請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遞原籍，對于冒冒失失闖禍的弟子，王闿運沒有話說，只有嘆息，還讓周媽送了二十元錢給他。這種捉放曹的把戲，通曉帝王術(shù)的王闿運，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貓膩，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險。老謀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這趟混水，于是拿周媽說事，上書袁世凱說自己“帷薄不修”，約束不了家人，辭掉了國史館的館長，沒等老袁照準(zhǔn)，就夾起行李走人。周媽丟了作威作福、索賄納賄的機會，很是恨恨，但也沒有辦法，只好跟著王闿運回家。

　　在晚清和民國，王闿運屬于那種才大志高、目無余子的人物，連曾國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況其他。無奈，命運不濟，站錯了隊，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塊壘難平，非得有點驚世駭俗之舉不足以自顯，親近老媽子，實際上算是一種。事實上，王闿運抬舉老媽子，除了滿足自家性欲之外，還附帶有笑罵官紳貶損官場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場合，有什么高貴的人出席，咱就帶周媽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這個鄉(xiāng)下來的粗鄙的仆婦，關(guān)鍵是，我?guī)н@個粗婦，還沒有任何名義，沒有任何名分，僅僅是賤人老媽子而已。達官貴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國總統(tǒng)，一并被捉弄了，又無可奈何，王闿運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惡氣。從某種意義上說，抬舉周媽，跟他找三個匠人做弟子（木匠齊白石、鐵匠張仲飏、銅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樣的，就是偏要找這些底層的人來和士子做伴，抬舉了他們，就貶低你們。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這些人，比如在日記里，就嘲笑齊白石的詩是薛蟠體（而在齊白石自己看來，他的詩是第一流的，而畫倒在其次）。

　　王闿運討厭當(dāng)時官場的一切，尤其討厭春風(fēng)得意的大人物，但卻從來不出惡聲，一切厭惡，從嘲謔出之，在近乎惡作劇的戲謔中，發(fā)泄著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親人遭受磨難的時候，他才會偶爾顯露出金剛怒目的本來面目。晚年，他最喜愛的女兒所托非人，女婿不僅吃喝嫖賭，不務(wù)正業(yè)，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對女兒大打出手，女兒寫信向他哭訴，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為娼。”憤憤之情，溢于言表，這樣的話，大概也只有他王闿運能夠說得出來。

　　顯然，無論是游戲人生，還是金剛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氣還是不平衡，沒有看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古往今來，誰又能真的看得開呢？那個時代，作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國平天下，內(nèi)圣外王；說得實在一點，則是學(xué)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敗，人稱得售與否，也就是說，賣沒賣出去。既不得售，或者窮守鄉(xiāng)里郁郁而終，或者煮字療饑賣文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較起來，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還算是過得最舒服的。不過，做名士必須有條件，條件就是自家得有點本事，而且社會上還要承認(rèn)，否則脾氣和瘋氣就都耍不起來。

　　經(jīng)學(xué)

　　王闿運為學(xué)主治《春秋公羊傳》，宗今文經(jīng)學(xué)。他早年先從《禮》開始，詳盡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歲即作《儀禮演》13篇；，而后再探討《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義，申張東漢何休的學(xué)說。他見清代乾嘉學(xué)者專習(xí)注疏，只有對經(jīng)書的解釋但沒有紀(jì)述，僅僅重考證而忽略了論辨，閱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覺的狀況，深為感慨地說：“文者圣之所托，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后世，人賴之以為語言，詞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藝文廢。……今若此，文之道幾乎息矣。”所以他作經(jīng)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談義理，也不效乾嘉學(xué)者的專尊古注，而是根據(jù)自己的體會作簡要的詮釋。對古書文字連自己都實在難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強作解釋。王闿運曾表明自己治經(jīng)的目的只在“尋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xùn)，雄文章。”為使讀者有所解悟，發(fā)蒙悅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縱肆，頗具莊子散文的風(fēng)格。這種治學(xué)的方法，對當(dāng)時的學(xué)風(fēng)有一定的影響。終其一生，王闿運的經(jīng)學(xué)著作有《周易說》、《尚書箋》、《尚書大傳補注》、《詩經(jīng)補箋》、《禮經(jīng)箋》、《周官箋》、《禮記箋》、《春秋例表》、《春秋公羊傳箋》、《論語訓(xùn)》、《爾雅集解》等10余種，200多卷。著述之眾，用力之深，影響之大，在近代罕見。

　　史學(xué)

　　王闿運在史學(xué)方面頗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間主編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陽州志》、《東安縣志》、《衡陽縣志》、《湘潭縣志》等多鐘。這些方志敘述翔實，文筆優(yōu)美，其中的《山水篇》尤為精彩，描繪景物的風(fēng)韻不減《水經(jīng)注》。后人曾評價它們“斂雄才于方紀(jì)，納萬變于小篇”，認(rèn)為“史

　　裁之麗密”超出了同時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運自認(rèn)為最得意的史學(xué)著作是應(yīng)曾國荃之請而寫，反映湘軍完整歷史的《湘軍志》。為寫此書，他除親身所經(jīng)歷及走訪口碑外，還設(shè)法借閱了軍機處的大量檔案，并請人制作了地圖，先后花了7年時間才完稿。王闿運本人與許多湘軍將領(lǐng)關(guān)系很深，對曾國藩也頗為推崇，但在書中除褒揚湘軍的功勛戰(zhàn)績外，對太平軍前期聲勢的凌厲，清朝內(nèi)部各派勢力的矛盾，湘軍初期曾屢戰(zhàn)屢敗的竭蹶之狀，以及曾國荃攻破江寧后縱軍擄掠，吞沒財物的情況都不加掩飾，一一加以敘述。所以此書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軍將領(lǐng)的攻擊，認(rèn)為它是“謗書”，迫使王闿運將原版交郭嵩燾毀掉才得以免禍。以后曾國荃又請幕僚王安定另撰《湘軍記》，試圖抵消它的影響。《湘軍記》雖然記事詳盡，可補《湘軍志》的缺略和偏頗，但它對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彌縫各方的矛盾，因而無論是真實性，還是敘事的簡潔，文筆的雄健都比不上《湘軍志》。為此，后代有學(xué)者稱《湘軍志》“文筆高朗，為我國近千年來雜史中第一聲色文學(xué)”，“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文學(xué)

　　王闿運是一代詩文大家，民初汪國垣作《光宣詩壇總錄》列他為詩壇頭領(lǐng)，冠于一代詩人之首。王闿運幼年初學(xué)詩時就嚴(yán)守格律，矩步繩趨，不失尺寸，他作詩強調(diào)從擬古著手，五言長詩宗魏晉，七言長詩及近體詩兼宗盛唐，但并不單純模擬古人，而是盡法古人之美，熔鑄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風(fēng)格。他的詩作：于時事有關(guān)系者多。”《獨行謠》、《圓明園詞》等都是反映社會現(xiàn)狀的鴻篇巨作，曾傳涌一時，堪稱史詩。他的寫景詩氣魄宏偉，常帶一股高潔傲氣。如《入彭蠡望廬山作》中寫道：“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fēng)高；孤行無四鄰，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照；揚帆載浮云，擁楫玩波濤……。”就是這種風(fēng)格的典型寫照，所以譚嗣同稱他的詩是超越“詩人之詩”，屬于“更向上一著”之類。王闿運還喜歡選詩、評詩，他的《八代詩選》流傳很廣。他曾分析說：“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yǎng)性，雖仍詩名，其用異矣。故吾嘗以漢后至今，詩即樂也，亦足以感人動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諫為本，專為人作，今以托興為本，乃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詩宗旨的不同。王闿運撰文駢散兼行，既不堆砌辭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渾成，不落俗調(diào)，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綺樓文集》中多有傳世之作。

　　據(jù)王氏族譜記載，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陽西鄉(xiāng)，居數(shù)世，后于憲宗成化年間遷居湘潭城外。王闿運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少孤，為叔父教養(yǎng)。自幼資質(zhì)駑鈍但好學(xué)，《清史稿》說他“昕所習(xí)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經(jīng)、史、百家，靡不誦習(xí)。箋、注、抄、校，日有定課。”9歲能文。稍長，肄業(yè)長沙城南書院。性高曠，不事營利。

　　咸豐七年（1857年），湖南補行壬子（咸豐二年）乙卯（咸豐五年）兩科鄉(xiāng)試，他中第五名舉人，獲學(xué)政張金鏞賞識，一時頗負(fù)時譽。曾周旋于湘軍將領(lǐng)間，受曾國藩厚待，但只為清客不受事。

　　咸豐九年（1859年），王闿運赴京師應(yīng)禮部會試，落第，應(yīng)肅順聘，在其家任教讀，甚受禮遇。不久辭去。十一年“祺祥政變”，肅順等顧命八大臣被誅，他曾撰《祺祥故事》，為肅順被殺辨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運入曾國藩幕，所議多不合，不久離去，以貧就食四方，專門從事講學(xué)。光緒五年（1879年），王闿運應(yīng)四川總督丁寶楨之邀來到成都，擔(dān)任尊經(jīng)書院山長，既愛護學(xué)生，又要求嚴(yán)格，每天有日記，每月有課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門下。王闿運后辭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主辦南昌高等學(xué)堂，但不久即辭退回湘，在湘綺樓講學(xué)授徒。前后得弟子數(shù)千人，有門生滿天下之譽。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闿運已是風(fēng)燭殘年的老人，湖南巡撫岑春萱上書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檢討的官職，宣統(tǒng)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為翰林院侍講。民國三年（1914年）受袁世凱聘入國史館任館長，編修國史。兼任參議院參政，復(fù)辟聲潮中辭歸。民國五年（1916年），83歲高齡的王闿運在家鄉(xiāng)無疾而終，自題挽聯(lián)：“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兒述詩禮；縱橫計不就，空余高詠滿江山。”逝世后，當(dāng)時總統(tǒng)黎元洪親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譽極盛。

　　其為人狂狷諧謔，軼聞甚多。門生眾多，在教育事業(yè)上頗有成就，較著名的弟子有楊度、夏壽田、廖平、楊銳、劉光第、齊白石、張晃、楊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