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象樞是清初著名的大臣和學者，在清初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出身于一般官宦家庭。其祖先曾任明遠將軍，其父曾在江西省新城任主薄六年。他六歲開始攻讀四書五經，到十二歲時，“作文即能成篇”。十九歲成為秀才。崇禎十五年（1642）二十五歲時得中舉人。甲申之變，明清易代，魏象樞仍念念不忘求取功名。順治三年（1646）中進士，被選任為翰林院庶吉士，從此開始仕途生涯。順治四年（1647），魏象樞因事被坐，受到從寬的降職處理。到順治十一年（1654）由于陳名夏案牽連，又遭降職處分。順治十六年（1659）他因官場無常，以養母為由，去官回鄉。到康熙十一年（1672），母憂服除，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戶部侍郎、刑部尚書等要職。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以病乞休，康熙帝賜御書“寒松堂”。康熙二十五年卒后，謚號敏果。

　　魏象樞為官期間，忠心耿耿，勤于政事。在清王朝建立之初，戰爭的創傷尚未撫平。面對當時政治、經濟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時局，他竭盡全力為統治者獻計獻策，提出很多重要的建議和設想。在任用官吏方面，他主張以才能和品行為標準，定期考核各級官吏的政績，嚴懲循庇受賄的貪官污吏，選賢任能；在經濟方面，他主張盡快整治江河，恢復農業生產，發展商業，整頓稅收和關稅制度，確詁價值；在整飭社會風氣方面，他主張興教化，正人心，勵天下，戒邪惡。因事被坐后，魏象樞離官而去十三年。被重新任用后，他先后舉薦了畢振姬、陸隴其、張沐等十余人。復出之后，他對整肅綱紀不遺余力，因為政績卓著，屢屢被遷，官高爵顯，成為當時名重一時的理學名臣。

　　盡管魏象樞只有十余年的講學和著述時間，但他的思想很有特色。他認為讀書和研究學問要從實際出發，不空發議論。他所研究的課題，多為現實社會的實際問題，他強調實理實學，主張經世致用。他贊同李贄、王夫之等人關于性理、八股文等的看法，反對一切空洞無用之學。但同時，他是一個正統的儒者。對于儒家的道統之說也頗忠信。只是對儒家的用世予以重申，骨子里是為維護理學。根據用世觀，他以一個封建官吏的眼光，強調要重視王制、人事、百姓，提出“循理守法安命”。即要遵循封建道德的倫理綱常，講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綱常，以此理順社會結構、穩定社會秩序，并進而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體到治理實踐，他認為要重視法制和法治，即因時制宜的修正法典，以使循名責實，盡職盡責。尤其是錢糧稅收方面，更應完善立法，使得法律明確，杜絕貪污。這些都需要選用賢能來予以保證。他認為應嚴格考核官吏，評定功過，決定升降，并打擊和淘汰昏官污吏。他不僅是這樣主張的，也是這樣去做的。他在京做官時，“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仇，誨屬吏如師”。他俸祿薄微，卻不受賄，且他保薦有才有德的廉吏，并能挺身保護這些官員，表現了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

　　總之，魏象樞是一位事事以百姓為念、清正持法、奉公克己、才華出眾的廉吏。盡管他的出發點是從維護清王朝統治出發的，但客觀上有益于社會發展，有利于民生。他研究學問，重經世之學，同時以開拓的思想對傳統之學進行反思，反對空談義理，主張務實。這些使得他成為清初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魏象樞生于1617年九月二十日（10月19日），順治三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刑科給事中、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等職。

　　魏象樞作為言官，敢講真話，且以整肅綱紀為已任，被史家譽為清初直臣之冠；作為能臣，在平定三藩之亂、整頓貪官污吏等方面立下大功；作為廉吏，他誓絕一錢，甘愿清貧；作為學者，注重真才實學。后人以“好人、清官、學者”六字，對他的一生進行了概括。特別是魏象樞整飭吏治的思想和剛直不阿的作風對形成康熙間吏治清明、廉吏踵起的可喜局面起到了推動作用。魏象樞兩度為官20余年，所上奏疏100多章，全都研制有據，行之有效，在當時已被奉為典范，直到乾隆時還下令群臣“言官奏事當如魏象樞奏疏”。

　　魏象樞嘗自題對聯曰：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其在致仕歸休時曾獲御賜“寒松堂”匾額。康熙二十五年卒后謚敏果。有《寒松堂集》、《寒松堂詩集》傳世。

　　但也有學者指出：湯斌、魏象樞、魏裔介等雖強稱宋學名家，但對宋學并無什系統研究，僅以朱學仰承滿清朝廷意旨，以達通顯貴裝點門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