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貢獻

重農貴粟
　　晁錯力主振興漢室經濟，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錯上了一篇《論貴粟疏》。這篇疏繼承了賈誼的重農思想，強調重農抑商。晁錯在這篇疏中細致地分析了農民與商人之間的矛盾，導致農民流亡，糧食匱乏的嚴重狀況。面對這種商人勢力日趨膨脹，農民不斷破產的局勢，晁錯提出重農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建議文帝采取兩個方面的措施：其一，貴五谷而賤金玉。其二，貴粟。這對當時發展生產和鞏固國防，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文帝接受了。

　　接著，晁錯又給文帝上了一篇關于減收農民租的疏。務農桑，薄賦斂，廣蓄積；號令有時，要求統治者的政治活動不要影響農時；利民欲，即滿足人民的欲望，給老百姓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

移民實邊
　　對于匈奴的侵擾和西漢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極的和親政策，晁錯和賈誼一樣，都是不滿的。晁錯對匈奴的態度比較強硬，開始主張武力平定， 此議不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張積極備戰，提出移民實邊的策略。

　　漢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錯給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蠻夷攻蠻夷的觀點。晁錯并不是主張單純地依賴蠻夷，而是企圖使之與中國的軍隊相結合，使兩軍相為表里，各用其長技，主張主動地向匈奴出擊，被文帝委婉地拒絕了。

　　接著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積極防御的策略，即《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在《守邊勸農疏》中，晁錯分析了秦王朝戍邊政策的失誤，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動的特點。提出了徙民實邊的主張。晁錯的徙民實邊的主張，屬于一種積極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納。為了使募民徙邊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錯在《募民實塞疏》中又提出了兩條建議：其一，對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其二，要學習古代的方法，將移民按軍事建制嚴格地組織起來。同時，晁錯又在《論貴粟疏》中建議，全國百姓向邊塞輸納糧食，以換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贖罪，這叫納粟授爵。這些由晁錯主張或更定的措施，對漢初的經濟發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對晁錯提出的移民實邊、寓兵于農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諸實施。這個政策不僅在當時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開了歷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對后世影響很大。漢武帝時趙充國實行軍屯，三國時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錯移民實邊政策的繼承和發展。

堅定削藩
　　繼承子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和法家限制、打擊“父兄大臣”的思想，贊揚“高皇帝不用同姓為親”的政策，堅決主張“削藩”，認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晁錯的削藩主張是對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繼承，然而其態度比賈誼更堅決。晁錯始終抓住藩國中最強大也最危險的吳國，不斷進行揭露，態度堅決。同時，晁錯不只是一個政論家，更是一位政治實踐家。晁錯不僅有削藩的言論，而且參與了削藩的行動。在晁錯的策劃下，景帝削吳會稽、豫章郡。

　　吳楚七國叛亂平息后，景帝下令諸侯王不得繼續治理封國，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諸侯國的官制，改丞相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諸侯王失去了政治權力，中央政權的權力就大大加強，而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錯雖然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卻極大地鞏固了西漢王朝的中央政權，并為漢武帝以“推恩令”進一步解決諸侯王問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文學成就
　　晁錯是比賈誼稍后較重要的漢初政論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論深刻，邏輯嚴密，說服力強；文風樸素無華， 但質實懇切，被后世稱為“疏直激切，盡所欲言”，《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等，被魯迅先生譽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晁錯的政論文立論契合時代熱潮，善于觀察當時社會上所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深識幽顯，見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錯的政論散文切中實際，不發空論。如晁錯的三篇軍事政論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蠻夷攻蠻夷的觀點，《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提出了徙民實邊的積極防御策略，立論犀利，措施亦切實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納。

　　內容上更為正大，意境上更為壯闊。其著論的出發點雖然都是基于建功立業，但落腳點又往往是漢朝的長治久安，并且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為漢朝的鞏固和長盛不衰提議獻策，字里行間透露出對大漢氣象的熱情贊頌，具有歷史的厚實感而在意境上更為壯闊，體現出歷史上升時期的風貌。

　　藝術特色上，晁錯的政論散文，具有戰國策士的縱橫家風氣，力道遒勁，節奏明快、氣勢磅礴；同時語言明理，意脈流轉，在延續戰國時期綜合開合鋪張揚利的文風外，鮮明地呈現出了大漢氣象的散文。此外，與賈誼等人的政論散文不同，晁錯之論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簡潔短促語句來突出犀利而剛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太子智囊
　　漢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錯出生于潁川（今河南禹縣），年少時師從張恢學習法家思想。漢文帝時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書》之人，晁錯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濟南跟隨伏生學習《尚書》，接受儒家思想。學成歸來后，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后升為博士。

　　晁錯任博士時，上《言太子宜知術數疏》，陳說太子應通曉治國的方法，得到文帝贊賞，拜為太子家令。由于晁錯能言善辯，善于分析問題，深得太子劉啟的喜愛和信任，被太子家譽為“智囊”。

獻策御邊
　　漢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屢侵邊境，侵擾狄道，文帝發兵征討，晁錯乘機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蠻夷攻蠻夷”的觀點，指出對匈奴的作戰中器械要堅固鋒利，士卒要精兵勁卒，將領要精通軍事，君主要選擇良將。文帝很贊賞，賜給晁錯詔書，以示嘉獎，但并未采納晁錯主動出擊的建議。

　　晁錯接著又向文帝上了《守邊勸農疏》，提出用經濟措施鼓勵移民，用移民實邊的辦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納。于是晁錯又上《募民實塞疏》，對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漢廷策問
　　漢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錯任太子家令時，文帝令大臣們推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晁錯被推舉為賢良。由文帝親自出題，就“明于國家大體”等問題，提出征詢（即“策問”）。當時賈誼已死，參加對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錯的回答為最好（即《舉賢良對策》），深得文帝嘉許，由太子家令升為中大夫。

　　此后，晁錯曾多次上書文帝，提出削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議。文帝雖未采納，但十分賞識他的才能。太子劉啟很贊成晁錯的建議，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歡晁錯，持反對態度。

景帝寵信
　　漢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劉啟即位，提拔晁錯為內史。晁錯多次單獨晉見景帝，議論國家大事，景帝對他言聽計從，寵信程度超過了九卿，許多法令是經他的手修改訂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懷忌恨，以晁錯擅自鑿開廟墻為由，報請景帝處死晁錯，晁錯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謝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錯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顯貴。

進言削藩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錯向景帝再次陳述諸侯的罪過，請求削減封地，收回旁郡，提議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會討論，因景帝寵信晁錯，沒人敢公開表示反對，只有竇嬰不同意，從此和晁錯結下了怨仇。

　　景帝詔令：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晁錯更改了法令三十條。諸侯嘩然，都強烈反對，憎恨晁錯。

　　晁錯強行削藩，冒著極大的風險。晁錯的父親勸解無效，服毒自盡。

七國之亂
　　景帝下達削藩令十多天后，吳楚等七國以誅晁錯為名聯兵反叛，是為吳楚七國之亂。景帝聞知消息，和晁錯商量出兵事宜。晁錯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

　　時逢竇嬰入宮，請求景帝召見袁盎。袁盎曾當過吳國丞相，于是景帝問計于袁盎。袁盎認為吳楚七國造反不足為患，并請求景帝屏退旁人，獻策說：“吳楚叛亂目的在于殺晁錯，恢復原來封地；只要斬晁錯，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國，恢復被削奪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亂，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決定犧牲晁錯以換取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裝，出使吳國。

腰斬東市
　　袁盎獻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聯名上書，彈劾晁錯，提議將晁錯滿門抄斬。景帝批準了這道奏章，此時晁錯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錯家，下詔騙晁錯上朝議事。車馬經過長安東市，中尉停車，向晁錯宣讀詔書，腰斬晁錯，當時晁錯尚穿著朝服。

　　晁錯死后，校尉鄧公從前線歸來，匯報軍情，景帝詢問交涉進展。鄧公認為諸侯叛亂，清君側只是借口，誅殺晁錯對內堵塞了忠臣之口，對外卻為諸侯王報了仇，而叛亂并不會平息。景帝深以為然，拜為城陽中尉。其后景帝降詔討伐，不到三個月就取得了勝利。

學問大家
　　首先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晁錯最早是學“刑名之學”的，什么叫“刑名之學”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說晁錯是政法學院或者政法系畢業的。因為學習成績還不錯，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當上了太常掌故。我們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講究判決書的起草，要求判決書寫得很有文采，晁錯很有文采，所以選他做太常掌故。
　　晁錯時來運轉是什么時候呢？是被太常選拔去讀《尚書》。我們知道，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古代的典籍失傳，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間，傳人一代一代地沒有了。到了漢文帝的時候，懂得《尚書》的只剩下一個人，叫做濟南伏生，但是等漢文帝找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九十多歲了，不可能把他請到朝廷來，怎么辦？所以只好下命令說：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嗎？選拔一個可造之材，到濟南伏生家里去學。蒼天有眼，太常寺選中的就是晁錯。晁錯在濟南伏生家，跟著濟南伏生學了《尚書》，這就是儒家的學說，他原來學的是法家的東西，現在又學了儒家的東西，這叫做學貫儒法，學問大長，名聲也大長，回到朝廷以后，說起話來是頭頭是道。漢文帝說這是個人才啊，這個人才不能浪費了啊，那就去輔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來的漢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錯做了太子舍人，后來又做了太子門大夫，后來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個什么級別呢？算是一個中層干部。

智慧之人
　　晁錯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別好，能言善辯，他進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儲君，就是他等著做皇帝，他平時不管事兒，他沒什么事兒做，晁錯又一肚子學問，就天天跟太子談學問，談得太子對他有點崇拜，經常和他坐而論道。太子的家人也對他有點崇拜，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智囊”。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非常關心國家大事，他雖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個家令，或者還只是做一個門大夫等等，官職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憂國”，他時常研究國家大事，向漢文帝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他給漢景帝上了好幾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談兩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邊，一件事情是勸農，這篇疏文后來被收入《漢書》的時候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錯的本傳，一部分收入《食貨志》，收入《食貨志》的后來被命名為《論貴粟疏》。《論貴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晁錯，他又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有辦法的人，還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正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還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會來趟朝政這汪“渾水”，他一定會來管這個國家的事情。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中的大臣關系就不好，我們看《史記。晁錯列傳》里面有這樣一句話：說袁盎及諸大功臣都不喜歡晁錯，很不喜歡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過做個舍人，門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職權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員，只不過喜歡發發議論而已，大家都不喜歡他，一旦他進入中樞，擔任重要職務的時候，結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漢文帝駕崩，漢景帝繼位以后就重用晁錯。因為漢景帝覺得晁錯是一個“智囊”，所以漢景帝一上臺，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是個什么官呢？內史負責的是京城地區所有的行政工作，相當于現在一個首都市的市長，所以晁錯是越過了副部級，直升正部級。這樣一來，晁錯恐怕是有點得意忘形，至少是有點趾高氣揚，仗著漢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見，不停地提建議，今天要改革這個，明天要改革那個，漢景帝還言聽計從，都采納他的建議，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興了。

能言善辯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場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矩，而漢代的政治在漢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國理念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張清靜無為，主張一動不如一靜，主張以柔克剛。總而言之是不喜歡折騰，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漢初的那些高級官員基本上是貴族，或者功臣，有的是當年跟著劉邦一起打天下的，雖然能力不一定強，但是熬熬年頭也就慢慢地熬上來了，所以大家對于像晁錯這樣一個靠著能言善辯、夸夸其談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錯這個時候應該怎么樣呢？應該夾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變法，像根“攪屎棍子”，攪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寧，大家對他就忍無可忍。
　　第一個被惹毛的是當時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個岔子就要殺晁錯，找了個什么岔子呢？晁錯不是當內史嗎？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長，內史有一個辦公機構叫內史府，內史府有一個門朝東邊開，晁錯覺得這個門朝東邊開，出出進進不方便，他就南邊開一個門，南邊是什么？南邊是太上皇的廟，南邊開一個門就把太上皇的廟外面圍墻打一個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頭上動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說，我們明天上朝的時候彈劾他。不知道這個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錯得到消息之后連夜進宮去見漢景帝，就把情況都說了，漢景帝說：這個事情朕給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這個事提出來，漢景帝說：哎呀！這個事兒朕知道了，這個晁錯他是在太上皇廟的墻上開了一個洞，不過那個墻不是內墻，那是外墻。那我們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宮、太廟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墻，他開的是最外面的那個，沒戳到里面去，外面那個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閑散官員的，沒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漢景帝說了一句關鍵的話，這個事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沒有話說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錯一上臺就氣死一個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著高祖劉邦打天下的功臣啊，這樣的人都搞不定晁錯，還誰能擺平他？晁錯，我們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寵驕人，不把別人放在眼里。
　　這里順便要說一下這個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們去看《史書》對申屠嘉的評價，申屠嘉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廉潔的清官，叫“門不受私謁”，什么叫“門不受私謁”？就是他在自己家里頭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員你不要到我家里來談事，有事咱們上朝，到辦公室去談。袁盎曾經找過申屠嘉，申屠嘉說：袁公有什么事嗎？公事明天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如果是私事，本丞相無私事，清官嘛，所以這件事情申屠嘉在這個朝廷當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說后來聯名上書要殺晁錯的廷尉張歐，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說了，是司法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他辦案子有一個原則，就是他拿了這個判決來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發現如果這個案子有疑點，比方說證據不足，程序不對，發回去重審，如果交上來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確實是證據確鑿，這個人也確實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能赦免他，他會親自到監獄里去宣讀判決書，流著眼淚，一邊哭，一邊讀，說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然后弄點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這么一個人，你想這樣一個人都主張殺晁錯，你說晁錯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們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從政的晁錯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錯為什么不得人心呢？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政見不和，他主張削藩，其他人主張不動，“道不同，不相與謀”。第二個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較認死理。史記和《漢書》講到晁錯的時候都用了四個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嚴厲；直，什么意思呢？剛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個人又嚴厲，又剛直，又苛刻，又心狠，討人喜歡嗎？不討人喜歡。誰會喜歡這樣的人呢？誰會跟這樣的人成為好朋友呢？這樣的人怎么會有一個好的人緣呢，而沒有一個好的人緣，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這就是晁錯性格上的原因。
　　晁錯的這個性格，我們在電視劇《漢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現。晁錯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嘩然，晁錯的父親就千里迢迢從潁川趕到長安來找晁錯，他是這樣說的：“必須這樣做呀!不這樣做，天子就沒有尊嚴，國家就不得安寧。”那么這個情節表現了什么，表現了晁錯的忠心耿耿，晁錯是一個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的人。按說這實在是國家的一個棟梁。但是晁錯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謀遠慮都有一點問題，什么問題呢？他是為國深謀遠慮，為自己一點都不深謀遠慮，所以《漢書》對他的評價是：“銳于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這樣的人，按照我們一般來說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大好人啊，大公無私，一心為公，一往無前，奮不顧身，這不是很好嗎？怎么不好呢？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不能為自己考慮的人，他往往也不能為別人考慮，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國情。國家是什么？國家是具體的人民構成的，人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為本，所謂以人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夠沒有人之常情，一個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別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個不把自己的生命當回事兒的人，也不會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你既然不能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的話，你怎么為民眾謀福利呢？一個連自己都保衛不了的人，你能夠保衛國家嗎？所以對于這樣一種奮不顧身，我們要一分為二地來看，承認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不二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問題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會有這么一個問題，我既然是一心為公的，誰反對我，就是一心為私，我既然是忠臣，誰反對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會以自己來劃線了，他就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了。而一個人不能夠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他就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兼聽則明嘛。那么你要兼聽的話，你就不能說我是一心為公的，你們是一心為私的。晁錯就是這樣，這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他那個一往無前，一往無前我們以前也認為是一個很高尚的品德，當然我們某些時候是需要一往無前，需要奮不顧身的，也需要執著，需要認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兒，什么情況，比方說你做學問，執著是好的，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個學者，一個科學家，一定要執著，一定要認死理，我認準了這個，我就這條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墻，我絕不回頭，也許就在我探索過程中，我還沒有碰到南墻的時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須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回的時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慮的問題，一件事情不僅僅是該不該做，而且還要考慮能不能做，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質，他得看三步。而晁錯是執著，堅持，認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對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慮，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也不考慮。
　　而漢文帝是考慮的，所以他一再向漢文帝上書，漢文帝不采納，后來晁錯給漢文帝上書的時候寫了這樣一句話：“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就是說我是一個很狂妄的人，我說了一些狂話，請英明的皇上來做出決策。漢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漢文帝批示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個國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見的人其實并不狂，但是做決策的人他糊涂，這就糟糕了。所以漢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建議沒有狂不狂的問題，什么建議你都可以提，但是決策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決策不能不英明，這個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結果是什么呢？采納晁錯的削藩策，而且讓晁錯自己來主持這項工作，這一下子麻煩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