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讒言

　　蘇東坡曾寫過一首《吟檜（樹）》的詩，其中有這樣兩旬：“根到九泉無處曲，世間惟有蟄龍知。”就這樣兩句詩，卻惹起一場事端。 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蘇軾對圣上有不臣之意，應(yīng)從重量刑，給以處罰”神宗說：“朕一直待蘇軾不薄，所以，盡管蘇軾有錯，但還不至于達到謀反的地步 不知愛卿是如何知道蘇軾要謀反的？”王珪說：“他作詠檜詩，內(nèi)有“根到九錄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一句。陛下飛龍在天，蘇軾以為不是他的知己，卻把地下蟄龍作為自己的知音，這不充分說明他確有不臣之意嗎？非嚴遣不足示懲。”神宗聽后說道：“詩人作詩，本為詠檜，與朕有什么相干？請你們不要再妄加牽強附會了。后來，又有人誣告司馬光、張方平、范縝、陳襄、劉摯等人，都與蘇軾有相類似的舉動．并且經(jīng)常私下聯(lián)絡(luò)，都應(yīng)該受到嚴厲懲罰！對此，宋神宗堅決不允許，最后，只將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免于追究刑事責任。

嚴懲誣告

　　趙頊即位后的時候，有一天，御史蔣之奇上書彈劾尚書左丞歐陽修，說其作風不正，與外甥女有亂倫之丑聞。神宗看后，轉(zhuǎn)問故宮臣孫思恭。孫思恭答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指出此事關(guān)系到大臣名節(jié)，應(yīng)謹慎從事。神宗下詔蔣之奇，讓他拿出證據(jù)，蔣之奇的上諫本來就是道聽途說，哪來的證據(jù)，見神宗令他出證，一時便慌了手腳，只好說出此事是從中丞彭思永處聽來的。神宗叉沼問彭思永，結(jié)果，彭思永又說他是聽來的，并無證據(jù)。這彭思永又如何聽來的？經(jīng)進一步查證，神宗終于弄清了說歐陽修亂倫之事純屬誣告。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歐陽修的內(nèi)弟薛宗孺，平時因與歐陽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語，說歐陽修有淫亂行為。這流言蜚語不知怎么傳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訴了蔣之奇。而蔣之奇未分真?zhèn)危谷灰源藶橛缮献鄰椲馈Ｋ紊褡谂逯螅熓Y之奇誣告行為，遂后連同彭思永一并貶職，調(diào)出京城。神宗嚴懲誣告，朝廷震動，天下服其明鑒。

早期經(jīng)歷

　　趙頊于公元1048年5月25日（慶歷八年四月十日）在濮安懿王宮邸睦親宅出生。初名趙仲針，是宋英宗趙曙和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長子。

　　公元1063年（嘉佑八年），受封光國公；后又加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受封淮陽郡王。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進封潁王。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為皇太子。

　　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shù)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贊賞。

登基為帝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次年改元熙寧。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tǒng)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gòu)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余萬。廣大農(nóng)民由于豪強兼并、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nèi)外憂患、財政困乏之際，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chǎn)生了懷疑。年輕的趙頊有理想，勇于打破傳統(tǒng)，他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為了實現(xiàn)富國強兵，緩和階級矛盾，挽救封建統(tǒng)治的危機，他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廢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變法。在王安石的輔助下，開始了一場兩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大變法，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改革，對趙宋王朝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公元1068年（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趙頊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趙頊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guān)政治、財政、經(jīng)濟以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成就大業(yè)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趙頊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持有著密切關(guān)系。

推行新法

　　公元1069年（熙寧二年二月），趙頊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同時調(diào)整了人事安排，組成新的執(zhí)政班子。變法措施大概分為三個部分：即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隨后新法逐漸出臺。新法剛一出臺，便招來朝野間一片指責和謾罵，不僅從內(nèi)容和效益上對新法進行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責，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shù)，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王安石不為所動，喊出了“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號，趙頊對王安石表示支持，說：“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于事。”主張道德與功名并重，反對守舊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做法。在兩派爭議當中，趙頊先后罷退了一批對變法持否定意見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鑼、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nèi)省⒗畛！O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zhèn)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

　　公元1070年（熙寧三年），擢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讓其有了更大的權(quán)力，于是農(nóng)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后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趙頊特命設(shè)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gòu)，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gòu)中，趙頊聽從王安石的舉薦，起用了呂惠卿、章敦、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變法失敗

　　新法雖得到趙頊的鼎力支持，但實行起來舉步維艱，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觸犯了享有特權(quán)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這次改革從一開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對。這股反對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時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許多缺點，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對，蘇轍、韓琦、司馬光都在反對之列。神宗的思想也開始猶疑起來。保守大臣們反對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準備，但是改革派內(nèi)部分裂，給王安石的打擊是格外沉重的。而這時的神宗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有時甚至不重視他的意見。王安石對神宗慨嘆道： “天下事像煮湯，下一把火，接著又潑一勺水，哪還有燒開的時候呢?”

　　公元1076年（熙寧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體有病，屢次要求辭職。到六月間，王安石的兒子壯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絕，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已無法集中精力過問政事。神宗只好讓王安石辭去相位，出判江寧府。第二年王安石連江寧府的官銜也辭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沒有回朝。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趙頊向守舊勢力妥協(xié)的結(jié)果。趙頊的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獲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并沒有變。他一邊安撫守舊派的大臣，啟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一邊堅持改革，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的第二年，趙頊改年號為“元豐”，從幕后走到前臺，親自主持變法。然而，變法依舊伴隨著反對的聲音。失去了王安石，趙頊本就很傷心，又要獨自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免有些惱火。他決定實行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嚴懲反對變法的官員。趙頊沒有停止改革的進程，經(jīng)過他的不斷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quán)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實行到宋朝末年未再進行大的變動。

元豐改制

　　北宋中期冗官成災(zāi)，不但官僚機構(gòu)十分龐大，官員急增，而且造成官職不符，大批官僚無所事事卻身居要職；辦事效率低下，得過且過之風盛行。這種官僚體制，當然既無益于朝政，更不能適應(yīng)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經(jīng)過深思熟慮，下決心對官僚體制進行改革。

　　首先對中央機構(gòu)進行整改，使“臺、省、守、監(jiān)之官實典職事，領(lǐng)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適當合并機構(gòu)，裁減官員，使官員名實相符，有職有權(quán)。設(shè)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統(tǒng)管中央行政。中書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復臣僚奏議，決定重要官員的任免，下設(shè)吏房等八房辦事機構(gòu)。門下省主管審議中書省所定事宜。尚書省是執(zhí)行機關(guān)，設(shè)宰相，分六部，行使實際權(quán)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實際兵權(quán)仍為皇帝和樞密院掌管。這樣，宋初以來中央機構(gòu)虛職多而實職少的弊端，得以扭轉(zhuǎn)，原來“三省長官不預(yù)朝政，六曹不厘本務(wù)”的怪現(xiàn)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統(tǒng)一了全國官員的薪金，原來只領(lǐng)薪金的虛官，改為相應(yīng)的階，以階級領(lǐng)薪金，以便于對官員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職，知使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發(fā)揮官員的積極性。

　　宋神宗的元豐改制，雖然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沒有也不可能進行徹底的機構(gòu)體制改革，精簡官員，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卻不可能達到鞏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因病去世

　　公元1085年（元豐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趙頊由于對西夏戰(zhàn)事的慘敗，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病情惡化。大臣們亂成一團，王珪等人開始勸趙頊早日立儲。趙頊此時已經(jīng)有不祥的預(yù)感，無奈地點頭同意了。神宗六子趙傭，改名為“煦”，被立為太子，國家大事由皇太后暫為處理。趙頊一生都在追尋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強盛的國家，再造漢唐盛世。當這些夢想破滅之時，趙項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同年年三月，年僅38歲的神宗趙頊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他九歲的兒子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他耗盡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親高太后暫時廢除，不過，哲宗親政后又陸續(xù)恢復，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繼續(xù)執(zhí)行。

正面評價

　　漆俠認為：趙頊主持的熙寧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在根本上是對抗農(nóng)民的階級斗爭的；但它又在階級斗爭影響、推動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適應(yīng)了經(jīng)濟發(fā)展的前景和勞動人民的要求。

　　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認為：宋神宗的熙寧變法是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農(nóng)為急”。

反面評價

　　王才忠認為：宋神宗是變法派的靠山，但他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

　　華業(yè)認為：趙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總目的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這一點上，他卻沒有王安石堅定，趙頊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愿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最終，負擔只有轉(zhuǎn)嫁到下層人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