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禎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沒有太大的作為。但宋仁宗在位時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和而不同”的慶歷士風得以涵詠和張揚，宋仁宗與他的士大夫合作者們共建了和諧的人文社會，為北宋的“極盛”時代的到來。做出了重要貢獻。

早年經歷
　　趙禎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1010年5月12日），最初名為趙受益。他是宋真宗趙恒的第六子，其母為李宸妃。因趙恒所寵信的美人劉氏（章獻明肅皇后）無子，趙恒便對外聲稱趙受益為劉氏所生。

　　趙受益天性仁孝，對人寬厚和善，喜怒不表現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被封為慶國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1017年），趙受益加官中書令。

　　天禧二年（1018年），進封升王。同年八月（《宋史·本紀》作九月），趙受益被冊封為皇太子，賜名趙禎。由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以輔導趙禎。

登基即位
　　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趙恒逝世。年僅十三歲的趙禎即皇帝位，由皇太后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代行處理軍國事務，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去世，才開始親政。

　　趙禎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休養生息，因此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贊。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趙禎在位期間，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靜， 士農樂業，文武忠良。史上有“慶歷、嘉祐之治”之稱，尤以“嘉祐之治”為多。

善于納諫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屢屢犯顏直諫，甚至唾沫都飛濺到趙禎臉上。但趙禎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對任命仁宗寵妃張氏（溫成皇后）的伯父張堯佐為三司使，趙禎便改讓張堯佐出任節度使，包拯還是不愿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七名言官與趙禎理論。趙禎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言官唐介不客氣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趙禎最終采納了言官的建議。他回到后宮后，對張氏說：“汝只知要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以上兩例，表現出趙禎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這在封建時代，也算是很難得的。因此，他被歷史學家稱譽為“守成賢主”。

　　趙禎一朝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而慶歷初年實施的“慶歷新政”，更為“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

確立儲位
　　趙禎的三個兒子全部早夭，他于是在景佑二年（1035年）將濮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宗實（后改名趙曙，即宋英宗）接入皇宮，交給曹皇后撫養。但在寶元二年（1039年）豫王趙昕出生后，趙禎又將趙宗實送出宮。

　　趙昕早夭，而趙禎晚年無子，最終只得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趙宗實為皇子。

崩逝汴梁
　　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趙禎在臨朝受文武百官參拜時，突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同日，遼朝使者正在紫宸殿拜見趙禎，趙禎語無倫次。宰相文彥博只好對遼朝使者說是欽酒過量所致。此后幾天，趙禎病情愈益加重，天天大呼“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等等。宰相文彥博、富弼等人負責全權處理朝廷內外大事，并組織京城百官在一些大寺院、道觀進行祈禱活動。二月，趙禎逐漸康復，開始處理政事。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趙禎于汴梁皇宮駕崩，享年五十四歲。據《宋史》記載，趙禎駕崩的消息傳出后，“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之前”。

　　趙禎駕崩的消息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里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后，“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沖上來抓住宋朝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遼國歷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贊。在宋代，贊美、歌頌仁宗的人有很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仁”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于仁。”《宋史》這樣評價贊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反面

　　據王夫之所論，在仁宗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余人，都是屢進屢退，“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沖偶乘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讓下面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結果什么事也辦不成。

　　王夫之所說是切合實際的。當時，臣僚們都知道仁宗這個脾氣，所以蔡襄曾說他“寬仁少斷’’。在慶歷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非難。三人忠誠則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御之說。……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