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杜陵老頭居住在杜陵，每年種了貧瘠的田地一頃多。

三月份沒有雨刮著旱風(fēng)，麥苗不開花不多枯黃死。

九月份降霜秋天寒冷早，禾穗沒熟都已經(jīng)干枯。

官吏明明知道但不報告真相，急迫收租、兇暴征稅以求通過考核得獎賞。

典當(dāng)桑園、出賣田地來繳納官府規(guī)定的租稅，明年的衣食將怎么辦？

剝?nèi)ノ覀兩砩系囊路瑠Z掉我們口中的糧食。

虐害人傷害物的就是豺狼，何必爪牙象鉤、牙齒象鋸一樣地吃人肉！

不知什么人報告了皇帝，皇帝心中憐憫、了解人們的困苦。

白麻紙上書寫著施恩布德的詔令，京城附近全部免除今年的租稅。

昨天里長才到門口來，手里拿著公文張貼在鄉(xiāng)村中。

十家繳納的租稅九家已送完，白白地受了我們君王免除租稅的恩惠。

注釋

叟：年老的男人。

薄田：貧瘠的田地。

考課：古代指考查政績。

帛：絲織品。

粟：小米，也泛指谷類。

惻隱：見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即同情。

弊：衰落；疲憊。

京畿（jī）：國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轄地區(qū)。

里胥：古代指地方上的一里之長，負(fù)責(zé)管理事務(wù)。

方：才，剛剛。

牒（dié）：文書。

蠲（juān）：除去，免除。

　　從808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江南廣大地區(qū)和長安周邊地區(qū)，遭受了嚴(yán)重的旱災(zāi)。白居易是上書請求朝廷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憲宗皇帝，他不但批準(zhǔn)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一道“罪己詔”。沒想到詔書竟成了一紙空文。白居易在悲憤寫下了《輕肥》和《杜陵叟》兩首詩。

　　杜陵，地名，即漢宣帝陵，在今陜西省西安市東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這首新樂府詩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長安市郊的土生土長的農(nóng)民，他世世代代以種地為業(yè)，守著一頃多的薄田，過著衣食不繼的日子。中國文人的詩歌中，少不了風(fēng)花雪月，也有的是閑情雅致，但是有意識地不但以農(nóng)民作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為他們鳴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還是不多見的。在這一點上，白居易可以說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夠在詩歌中大聲疾呼地為民請命，并不是想在題材上獵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對朝廷政治前景和國計民生的高度責(zé)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視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層的群眾，他們的生活過得十分悲慘，而且向來是無人過問的。這位不知姓甚名誰的杜陵叟處在水深火熱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無雨，并不是指的農(nóng)歷三月整整一個月不下雨，而是說從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連續(xù)三個月沒有下雪和下雨。據(jù)史料記載，這一年直到閏三月才下了一場像樣的雨，為此，白居易還專門寫了一首《賀雨》詩表達(dá)他當(dāng)時喜悅的心情。在靠天吃飯的日子里，長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麥，從下種到返青就沒有一滴雨水的滋潤，結(jié)果還沒有到秀穗的時候大多已經(jīng)干黃枯死了。夏糧既然沒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糧了，可是農(nóng)民們?nèi)f萬沒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場早來的霜降，卻使得“杜陵叟”可憐的愿望又一次成為了泡影，地里的秋莊稼還沒有成熟就都被凍死而干枯了。兩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農(nóng)夫之困”，也是“天災(zāi)之困”。

　　長吏，泛指上級長官，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課，指古代考查官員政績的好壞，以此作為升降的標(biāo)準(zhǔn)。原來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農(nóng)夫”受了天災(zāi)，卻不向上方報告災(zāi)情，而是愈發(fā)加緊橫征暴斂，強行收取租稅。他要造成一個“大災(zāi)之年不減稅收”的政績，以取悅上方，給朝廷留下一個稱職的印象，為他以后的加官晉爵打下基礎(chǔ)。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這兩句詩是說，“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這樣不顧百姓死活的“長吏”，叫天天不應(yīng)，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僅有的幾棵桑樹典當(dāng)出去，可是仍然不夠繳納“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賴以為生的土地賣了來納稅完糧。可是桑樹典了，“薄田”賣了，到時候連“男耕女織”的本錢都沒有，第二年的生計也沒有辦法了。這種來自“長吏”的人禍，讓“農(nóng)夫之困”愈發(fā)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對的“人禍之困”比“天災(zāi)之困”更加無情、更加殘酷時，白居易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了。本來從詩歌的一開始，他是以第三人稱的面目出現(xiàn)的，可是寫到這里，他義憤填膺，轉(zhuǎn)而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出場控訴起來，意思是：“典了桑樹，賣了薄田，織不了布，種不上地，到時候沒吃沒穿，我們怎么生活啊？”這種由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的轉(zhuǎn)換，實際上是作者內(nèi)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他已經(jīng)全然忘記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貴身份，而自覺地站在了無依無靠的“杜陵叟”一邊，這對于一個封建文人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著名的漢樂府《陌上桑》中有這樣的詩句：“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那也是站在詩中主人公同一立場的第一人稱的口吻，不過，因為那首詩本來就是樂府民歌，所以不足為奇，它所表達(dá)的是勞動人民對他們這個階級的優(yōu)秀女子的由衷自豪與熱愛，可白居易并不是窮苦百姓中的一員，而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士大夫，所以這種感情角色的自然換位，對于封建社會的官僚階層的絕大多數(shù)成員來說，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這種古道熱腸、俠肝義膽，完全是“詩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繼承，而且這也是他能在后來接過杜甫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發(fā)起新樂府運動的重要主觀因素。

　　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場上，對那些統(tǒng)治階級中，只管個人升官而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而進(jìn)行的面對面的嚴(yán)厲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們比喻成了“鉤爪鋸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語氣極為強烈的反問句式，激憤之情躍然紙上而溢于言表。作為一個衣食無憂的政府官吏，能夠?qū)Α稗r(nóng)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夠如此直接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在當(dāng)時實在是不多見的。

　　詩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內(nèi)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詩歌后半部分的一開始，苦不堪言的“農(nóng)夫”的命運似乎出現(xiàn)了一絲轉(zhuǎn)機，“白麻紙上放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白麻紙，古時詔書用白紙頒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間（唐高宗上元年間），因為白紙容易被蟲蛀蝕，所以一律改用麻紙。放德音，宣布恩詔，即下文所言減免賦稅的詔令。京畿，古時稱國都周圍的地區(qū)。杜陵所在地屬國都長安的郊區(qū)。白居易在詩里只說了“不知何人”，其實這位關(guān)心民生疾苦、視民如子的“何人”，根據(jù)史料記載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書憲宗，痛陳災(zāi)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動了惻隱之心，大筆一揮，居然免去了京城災(zāi)區(qū)當(dāng)年的賦稅。讀者看到這里，也會為顆粒無收的“杜陵叟”的命運松了一口氣。可是令作者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切只不過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稅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卻是絕不肯照章辦事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政績就要受到影響，他們的官路也會不再亨通。所以，他們自有一套陽奉陰違的“錦囊妙計”，那就是拖延不辦，對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xiāng)村。”里胥是鄉(xiāng)鎮(zhèn)中的低級官吏；這里的“榜”是張貼的意思。皇帝的免稅詔書才剛剛由那班“里胥”們神氣活現(xiàn)地公布到家家戶戶，可這一切已經(jīng)無濟(jì)于事了，因為一直要到絕大多數(shù)人家都“典桑賣地”，納完租稅之后，才將已經(jīng)成為“一紙空文”的“尺牒”在鄉(xiāng)村中張貼公布，這已經(jīng)沒有意義了。“里胥”們原本是沒有那么大的膽量，敢于欺上瞞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實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氣，朋比為奸。白居易對此心知肚明，吃苦的還是那些無依無靠的貧苦百姓。他們一苦天災(zāi)，二苦黑官，這正是“苛政猛于虎”。

　　這首詩體現(xiàn)了作者視民如子的情懷，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敗。作者在《輕肥》詩中曾一針見血地控訴“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這首《杜陵叟》中，他更寫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在義憤填膺地寫下上述的控訴時，并沒有意識到，他實際上已經(jīng)觸及了封建社會那人吃人的兇殘野蠻的社會本質(zhì)。事實上，每當(dāng)災(zāi)荒嚴(yán)重之際，由皇帝下詔蠲免租稅，而地方官照樣加緊盤剝勒索，不過是封建社會經(jīng)常上演的雙簧戲而已。宋代詩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說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在封建社會中，能夠?qū)@種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雙簧戲進(jìn)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旗手——白居易。